东郭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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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即有些文人仿照乐府民歌的体制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但当时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到了东汉，利用乐府民歌体制形式写诗的文人便逐渐地多起来，形成了一股风气，作品也日益增多。 　　东汉时期，文人乐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班婕妤的《怨歌行》，马援的《武溪深行》；东平王苍的《武德歌舞》；傅毅的《冉冉孤生行》，张衡的《同声歌》；辛延年的《羽林郎》；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繁钦的《定情诗》和诸葛亮的《梁甫吟》等。 　　这些诗或感事而发，或因事而作，内容各异，蔡邕的《饮马长歌窟行》写道：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首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妻子想念远方丈夫的种种思绪和情感。丈夫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这个满怀离绪的妻子，看到河边的草发青了，青草沿着河堤延伸得很远很远，这更使我想起河坝上那条通向天涯的道路，想起踏着这条道路远去的心上人。昨夜我梦见了他，梦见他在我的身旁，但当梦醒时，残酷的现实告诉我。 　　我们仍天各一方。枯萎的桑树仍然可以感到无风的吹拂，从不结冰的海水仍然可以察觉天气的寒冷。远方归来的人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丈大的消息。恍惚中似乎有人送来一对鲤鱼，里面藏着丈夫的书信，长跪拜读，却使我大失所望，他只告诉我多进饭食，注意健康，并表示对我的深切思念，他仍然归家无期。 　　辛延年的《羽林郎》，描写了官宦的家奴冯子都，倚仗主人的权势，“调笑”一酒家女子的事，惜以讽刺和揭露东汉社会中像冯子都那样的人物。 　　诗中对酒家女子胡姬的身分、穿着及其服饰，竭力加以渲染，以此表明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作者还用铺叙的笔法，描写了冯子都调戏胡姬的拙劣表演。冯子都向胡姬百献殷勤，妄想用吃喝来诱惑她，又企图用送给她贵重的青铜镜、红罗据来打动她的心。然而，胡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毫不动摇，最后取得了一场反抗强暴的胜利。 　　《饮马长城窟行》，刻画出一个反抗强暴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胡姬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她是中国封建社会受压迫被侮辱的妇女反抗黑暗势力的典型。胡姬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妇女传统的高尚美德，同时与那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东汉文人乐府诗，或情思之所感，或忧愁怨怒之所发，袭用了民歌的形式特点，诗歌多为五言体，但内容上缺乏个性，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也不多。 　　魏乐府是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此时期社会动荡，群雄混战，兵连祸结，贼臣误国，一些文人和富于进取的政治家、军事家，以诗言志，反映社会动乱及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鞭挞那些忘怀国家，只是追求自身享乐的人；也有些诗，以男女相恋和离别为题付，表明自己的人生观。 　　曹操是一政治家与军事家，然而他却“雅爱诗章”，“登高必赋”；他又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和行家，往往是“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并且立即把这些新编乐章支给倡优们演唱，常常是“日以达夕”，乐在其中。他的魏乐府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拽。淮南弟称号，刻玺予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井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 　　曹操有部分作品是表现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的，具有浓厚的悲歌慷慨的情调。如《短歌行》就抒发了他对时光易逝而功业未就的深沉感慨，表现他为完成统一事业而思贤若渴的心情，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