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居易

汉乐府诗，从句式上看，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但主要是杂言。如汉乐府著名的《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王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知之。
　　（《鼓吹曲·汉饶歌》）

　　其他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一般以五句、七句为主，间杂以长短不同的各种句式。

　　这两种句式在节奏和表现力上都具有很大的优点，便逐渐地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

　　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体的诗却不少，如《陌上桑》、《焦仲卿妻》等著名的长篇，全都是五言体的，另外，一些小诗也都是五言体，如：

　　江南可采蓬，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相和歌古辞·江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鱼，相教慎出入。
　　（《杂曲·枯鱼过河泣》）

　　这些长、短篇的五言体诗，大约多产生在东汉时期。

　　两汉乐府古辞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村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时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汉乐府诗是用来入乐的歌辞，这就形成了重声不重辞的现象。乐工在取辞配乐的时候，往往为了方便，有时就把一些不同篇章的歌辞，随意拼凑在一起，或加以分割、截取，以至互相插入。如《陇西行》一诗：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凤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其独。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旄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度礼逆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迹不远，足
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这是一首描写赞美“健妇”（有丈夫气概）的诗。但此诗的开头“凤凰鸣啾啾”以上四句，与下文在文义上互不关联。它是从另一首诗《步出夏门行》中割取来的。《步出夏门行》诗是：

　　邪经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大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羁为我御，吾将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跌。

　　《陇西行》的开头，正是《夏门行》的尾声，这是拼凑的一例。

　　此种情况在其他乐府古诗词中也有，当然这造成了后世时诗文理解上的困难。

　　乐府的曲调在音乐上往往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解”，“解”是指音乐曲调上的一个反复。“解”，一般用小字注明在歌辞段落的下边。

　　有的乐府曲调除了正曲本身之外，还有所谓“艳”、“趋”、“乱”等部分。“艳”在正曲的前边；“趋”或“乱”在正曲的后边。但有些乐府古辞虽注明，前有艳曲，后有趋或乱，但艳曲井无辞，趋或乱也未加记录，有些则明确注明。在《艳歌何尝行》中：

　　飞来双白鸽，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在这首诗的末尾，曾明确注明四解以下为趋，有些乐府古辞在正文下面则明确注明有“乱辞”，如《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几饥且寒，有过慎莫菼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史啼位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人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乐府古辞中其他也有“乱辞”的例子。“乱”、“趋”位于全曲之后，故又称“送声”。在乐调上可能属于鼓乐合奏或合唱。但这一般只有“大曲”才有。

　　乐府诗原既属于配调的歌诗，因此，在最初记录歌辞时，往往把声即乐调中的衬声也用某些文字写下来，这种声、辞合写的现象，加之流传的讹误，时后来理解乐府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古乐府命题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来命名，后人常常把它理解为：“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以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为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为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为曲：吁嗟慨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为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

所谓“乐府诗”，主要是指自两汉至南北朝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所采集或编制的用来人乐的诗歌，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从后来文体分类上讲，所谓乐府诗，它的范围是不仅指此的。在文学史上，“乐府”或“乐府体诗”，是包括后世作家的仿作在内的。这种仿作的作品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按照乐府旧的曲谱，重新创作新辞，性质上还是入乐的。

　　第二，由于旧谱的失传，或由于创作者并不熟悉和重视乐曲，面只是沿用乐府旧题，模仿乐府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来写作，实际上已不入乐。

　　第三，连旧题也不袭用，而只是仿效民间乐府诗的基本精神和体制上的某些特点，完全自立新题和新意，当然它也是不入乐的。这三类中，以第二类为最多和最常见。

　　利用乐府旧题写作乐府诗，是从汉未建安时代开始的。建安时代，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出现了一批作家，又以曹操首开风气之先，开始袭用乐府旧题，模仿两汉乐府民间歌辞的风格来写作乐府体的诗。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能自由地运用乐府民歌的旧题旧曲来歌咏新事，把汉乐府民歌主要是叙事推到趋干抒情化，能够更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一些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曹丕用乐府古题写的乐府诗几乎占了他的诗歌的一半，他的诗篇多以男女相恋和离别为题材，语言也比较显浅自然。他对诗歌的各种题村都作过大胆的尝试，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六言诗。他的六言《燕歌行》两篇，为乐府产生了一新体制，为我国诗学界开辟了一新纪元。被誉为前有屈原、后有杜甫能够先后与其辉映的曹植，也曾写过许多优秀的乐府诗，特别是他为五言诗开拓了广阔的境界，指出了光明的前途，推进了五言诗的发展。他的诗歌能够通过高度的艺术技巧真实地反映社会面貌，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情感和愿望。所以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成为建安时代的代表作家。但不论三曹还是“建安七子”，他们用乐府旧题所写的乐府诗，大部分都不是人乐的作品。隋唐以及隋唐以后，用乐府体写诗一直很盛行，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和张籍等，都有许多乐府名篇，他们都不过是用乐府古题，学习古代民间歌辞的“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形式上不拘字数、不避杂言而已。

　　中唐以后，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新乐府”，它的倡导者和创作者是元稹、白居易。这种乐府诗的特点，是“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它不仅不依旧谱，不入乐，而且时乐府旧题也取消不用，遂成为文学史上“乐府诗”的一种，它之所以也称“乐府”，只不过在创作方法上、表现手法上对汉乐府有所继承和模仿罢了。

　　乐府最早的分类，始于东汉明帝时。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汉明帝定乐有四品”。这“四品”的名称是：

　　（一）大予乐，又称大乐，系祭把天地神灵和宗庙祖先时用；
　　（二）雅颂乐，系举行飨射典礼和推行所谓“乐教”时用；
　　（三）黄门鼓吹乐，系天子宴会群臣时用；
　　（四）短箫饶歌乐，系军中用。这是按照乐调和所用场合的不同来划分的。

　　《晋书·乐志》在这个基础上，又将汉乐府扩充划分为6类：

　　（一）五方之乐，祭天神用；
　　（二）宗庙之乐，祭祖先用；
　　（三）社稷之乐，迎“田祖”祈祷丰年时用；
　　（四）辟雍之乐，推行“乐教”时用；
　　（五）黄门之乐，君臣宴会时所用；
　　（六）短箫之乐，军中出师或奏捷时用。

　　上述的这样一些记述和分类，实际上只限于朝廷典礼或聚会时所用的“官乐”，而在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当时乐府机关在各地收集的民歌俗曲，井没有包括进去和得到反映。

　　到了唐代，吴兢作《乐府古题要解》，又将乐府诗扩充为8类，即相和歌、拂舞歌、白红歌、饶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此种分法将相和歌等乐府精华加入，表明当时对民歌俗曲文学价值的重视。宋代郑樵作《通志·乐略》，分乐府为53类，虽然分得很细，但过于琐碎。

　　宋代郭茂情编《乐府诗集》，这是一部对唐五代以前的乐府寺带有集大成性质的总集类著作，它提纲挚领，将历代乐府诗划分为12类：

　　（一）郊庙歌辞；
　　（二）燕射歌辞；
　　（三）鼓吹曲辞；
　　（四）横吹曲辞；
　　（五）相和歌辞；
　　（六）清商曲辞；
　　（七）舞曲歌辞；
　　（八）琴曲歌辞；
　　（九）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
　　（十一）杂歌谣辞；
　　（十二）新乐府辞。

　　这12类中，郊庙、燕射、鼓吹、横吹、舞曲，属于“官乐”，主要是庙堂文学；相和、清商、琴曲、杂曲，属于“常乐”，主要是一般流传在民间无名氏的作品。这两者都是入乐的。其中近代曲、新乐府、杂歌谣辞，就不一定是入乐的作品了。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收集的作品十分完备，分类也大体得当，因而影响较大。继郭茂倩之后，明吴纳著《文章辨体》，分乐府为9类，因未能超出郭茂倩所分之范围，故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据史书所载，乐府的最初作品，似乎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乐。惠帝时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由此可见房中乐到惠帝时便正式入乐，乐府这个名称也是从惠帝时开始的，但当时只是一个官名。乐府机构的设立，是从汉武帝刘彻时开始的。

　　汉初，统治阶级在恢复和健全国家机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重建赋税徭役制度、恢复地主的爵位和田宅的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分发给复员军吏士卒以田宅并免除其徭役，重农抑商，释放奴隶，鼓励人口的增殖。经过六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好转，国家库府充实，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面开疆拓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

　　汉武帝发动了几次征服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征服匈奴战争的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原来，并引起了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政治思想上对儒术的尊崇，制札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乐府之制便随之而设。

　　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把之札，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未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上；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武帝时代的乐府，据称备员有829人，并没有令、音监、游檄等各级官吏。乐府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宗庙的乐章，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民间歌谣，了解民间对统治阶级的意见，以便采取统治的对策。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是供娱乐也好，供政治借鉴也好，在客观上它起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仅靠口头流传的许多作品得以集中和记录下来，这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武帝时乐府采集的诗歌并不限于赵、代、秦、楚四地，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东起齐、郑，西至陇西，也就是说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采集地域之大，规模之大，是继周代《诗经》以后，又一次收集民间诗歌的壮举。汉乐府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有：吴、楚、汝南诗歌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诗歌9篇；邯郸、河间诗歌4篇；齐、郑诗歌4篇，淮南诗歌4篇；左冯翎、秦诗歌3篇；京兆尹、秦诗歌5篇；河东、蒲及诗歌1篇：洛阳诗歌4篇；河南周诗歌7篇；周谣诗歌75篇；周诗歌2篇；南郡诗歌5篇。采集的总数计138篇，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现代我们看到的汉代乐府民歌，多是后来收集到的东汉时期的作品。乐府虽然采集民歌，但乐府诗并不完全是民歌，其中也有一些是贵族文人的创作，但贵族文人的歌颂之辞，抵不过民间歌谣的流行，因此，后来留存下来的多是俗乐民歌。

　　乐府设立了百年左右，到哀帝刘欣时，史书所载，说他不喜欢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又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朝廷做个榜样，下诏把乐府里的俗乐罢去，只国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共裁革441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其实，哀帝罢乐府，并非他不喜欢音乐，他所不喜欢的只是民间俗乐，只是“郑卫之声”可罢，留下的338人多是用于演奏雅乐之人员，可见统治阶级对民间音乐诗歌的鄙视。

　　哀帝罢去掌管俗乐的“乐府官”，并未能阻止这种民歌势力的向前发展，现存的乐府诗，不论是贵族的或民间的，仍多是哀帝以后的作品。东汉是吝恢复乐府机构，史无明文。但统治阶级对乐歌相当重视。明帝把大乐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短箫饶歌等四部分；光武帝时制有云翘舞，育命舞；明帝时东平宪王制有大武舞；章帝元和三年，制燕射歌等等，说明乐府诗仍然向前发展。同时，统治阶级出于种种目的，起码是出于政治目的也曾访听歌谣。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徽眼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民蠢害者”（谣言，指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涉之也）。那些被罢的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本来就都是由各地民间征集来的，被罢后，他们又重新回到民间，继续演奏俗乐民歌，并把人民口头创作的新民歌记录下来，自己也有新的创作，使得乐府诗继续向前发展。

　　汉代以后，魏晋时代仍有乐府机关的设置，但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只是两汉时代的乐府民间歌辞，有些还在继续演唱、使用，因而，两汉的一些民歌能够流传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沈约著《宋书》，这些乐府诗便被载入该书的《乐志》。

　　至东晋后的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纵情声乐，又开始收集民歌俗曲，因此、流传在当时南、北方的民歌，又被保存不少，仅南朝乐府流传下来的就有480余篇，不仅数量多，而且与汉乐府诗也有不

南北朝时期，文人用乐府体写诗之风仍然不衰。但内容多系花前月下、男女情恋和宫廷生活方面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佳作极少。此时期，诗坛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消失，使诗歌从枯淡无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而把自然景物吸收到诗歌中去，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在艺术上也有所提高，描写手法更细致了，语言的选择和词藻的运用也更为讲究了。诗坛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南朝诗人谢灵运、颜延之、谢眺、沈约、江淹、柳恽等，在诗歌创作上都颇有影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但在乐府体诗创作上成就显著的只鲍照一人。

　　鲍照的乐府诗，继承与发扬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表现出慷慨不平的思想感情。虽词藻华丽，却不乏劲健的骨力，和当时诗人们的柔弱作风有明显的不同。他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18首，虽非作为一时，也非专咏一事，但同样是表现诗人勃郁不平的情绪，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现实的强烈不满。如第二首：

　　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帏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

　　这首诗写一位被遗弃的美人，孤浊地注视着一尊金质香炉。往事就像缕缕清烟，不断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香炉是她的丈夫当初娶她时，请京师洛阳的名工巧匠铸成的，它的质料极贵，工艺极精，形制是有名的博山炉，因为它像海中的仙山博山。上面还特地雕刻了一对恩爱幸福的仙人——肖史、弄玉双双携手跨凤升天的图像，以示他与妻子永远相爱不离不弃。在新婚后天朗气清的夜晚，丈夫与她杯酌频频，轻吟曼唱，而这金香炉则被安放在屋子正中的桌案上。在明亮的灿光照耀下，金炉的外面闪烁着龙鳞般美丽的光彩，里面散发出麝香般沁人肺腑的芬芳。真个是香烟袅袅，金光闪闪，如梦如幻，香炉显得越发可爱，人儿越发觉得幸福。可是曾几何时丈夫就变了心，竟然将她“打入冷宫”，另趋新欢，她只得与被闲置的香炉为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悲哀的叹息。

　　这是一首古代所谓闺怨诗或弃妇诗。诗人选择这样的主题，是在于揭露上层统治阶级黑暗、腐朽的面目和本质。封建社会对婚姻爱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妇女的态度。诗中对封建社会被遗弃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反映了社会的真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很有特色的。它构思奇巧，想象丰富，描写夸张，富有浪漫主义气息。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楚辞》以及汉代以来乐府民歌的比兴寄托的传统手法，通过女主人公“睹物生情”来反映生活，体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诗中采用了“以小见大”、”以物代人”、“避实就虚”等手法，极写香炉的精工制作，异常美观，充分体现了男主人公对香炉的珍爱。

　　写香炉即写人，写男女主人公当初令人陶醉的爱情生活。因此，当这爱情被男方无情地背叛，女人的悲哀之情就不难想象了。诗中使用的语言瑰丽而又通俗，读来朗朗上口。

　　鲍照《拟行路难》第六首是：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此诗是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的。魏晋以来，由于隐逸风尚的流行，不少诗人都喜欢在诗中描写高蹈辞世的情趣，笔调淡远。像鲍照这样，以愤愤然的心情写闲居生活的，委实不多。

　　诗的开头用“拔剑”、“击柱”、“长叹息”三个连贯一气的动作，活画出一个备受抑制的激愤者的形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平之气。接着自问，大丈夫在世，难道能唯唯诺诺、窝窝囊囊地了此一生吗？“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享受家庭生活之乐看起来是好事，但对作者来说却是出于无可奈何。诗的结尾道出了诗人不论勉力从仕，还是赋闲家居，满腹牢骚和愤慨都是无法排解的心境。

　　鲍照的这首诗，不以文辞取胜，而以真情动人。它的语言极为质朴，毫无雕琢，读起来淳朴感人，以至于情感与语言的距离消失了，二者达到了高度的和谐。我们仿佛不是在读诗，而是直接倾听诗人发自肺腑的心声，真切地体会到他的悲愤愁苦。

　　这首诗的情绪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时而压抑，时而奔放。

　　时而悠闲，时而悲枪，细致完整地表现了诗人曲折委婉的内心活动。尽管诗人发泄了满腔的牢骚苦闷，对自身的不幸也曾有过无可奈何的长叹，但全诗的格调，悲哀而下颓唐，失望而不消沉，沉郁中有着洒脱，悠闲中透露出不平，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不甘屈辱、自尊而孤傲的精神状态。

　　鲍照的《拟行路难》，不仅表现在对当时士族门阀的压迫的不满，也表现在对受种种痛苦的人民的同情上。如《君不见少年从军去》，写少壮从军、白首不得还的征夫思乡之苦；《中庭五株桃》，写夫妇之别，思妇寡居的悲叹；《璇闺五樨上椒阁》，写小家女子不愿被豪富之家所牢宠，思念旧日爱人，向往爱情自由的坚强意志，等等。

　　在南朝诗坛上争奇斗艳的时候，北朝诗坛却非常沉寂，直到北魏统一了北方，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才突破了那沉寂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新声杂曲大量产生。南朝乐府歌辞大部分收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一类中。郭茂情将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神弦曲”、“西曲歌”三部分，共四百余首。“吴声歌”是当时流传在江甫一带的歌谣；“神弦曲”是江南一带民间祭神用的歌曲；“西曲歌”又名“荆楚西声”，是产生在江汉流域一带的民歌。

　　在题材上，南朝乐府民歌以写男女恋情的内容为多，体制上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间也有四言、七言和杂言体。如：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臃上，何处不可怜？（《吴声歌·子夜》）

　　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缉命童侣，齐声朱莲歌。（《神弦曲·采莲童》）

　　送欢板桥湾，相持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西面·三洲歌》）

　　这种情味隽永，形式整齐的五言、四句体的小诗，是南朝乐府的主要形式，它对于后世文人创制的“绝句”体小诗的兴起，是很有影响的。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男女对唱，相互赠答的写作形式。如《西曲·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槽折，交郎到头还！（女子词〕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男子答〕

　　这种男女唱和、一问一答的形式，在“吴声歌”中也不少见。

　　南朝乐府民歌歌辞中双关隐语已经被广泛运用。双关隐语。

　　是用同音而不同义的字，把所要表达的意思掩盖起来，使之像猜谜一样有一底一面。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可以使诗的思想感情委婉含蓄。比较常见的有，用“丝”、“莲”、“藕”、“碑”、“梧子”等，来代替“思”。“怜”、“偶”、“悲”、“吾子”等。

　　南北朝时期，北中国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在政治上南北对峙，在文化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风尚。北朝乐府歌辞，又称“胡吹旧曲”或“北歌”，流传下来的歌辞数量也比南朝的少，主要保存在宋郭茂情《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一类中。

　　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一部分原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后被译为汉文的；另一部分是北人用汉语创作的。在题村上，北歌比南歌要广阔一些，它除了歌咏男女爱情的篇章以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战乱苦难、边塞风光和歌颂英雄人物的诗儒。在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得颇为豪爽粗犷，而与南方的歌辞多缠绵悱恻之音不同。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也以五言四句的形式为多见，另有四言四句的作品和七言四句的作品，这则是南方乐府民歌中所没有的。另外，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不用双关隐语的写法。

　　南北朝文人写作的乐府体诗，与音乐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是仿汉乐府的意和体来进行写作，是在创作精神上、语言风格上对汉乐府的某些继承。

西汉时期即有些文人仿照乐府民歌的体制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但当时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到了东汉，利用乐府民歌体制形式写诗的文人便逐渐地多起来，形成了一股风气，作品也日益增多。

　　东汉时期，文人乐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班婕妤的《怨歌行》，马援的《武溪深行》；东平王苍的《武德歌舞》；傅毅的《冉冉孤生行》，张衡的《同声歌》；辛延年的《羽林郎》；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繁钦的《定情诗》和诸葛亮的《梁甫吟》等。

　　这些诗或感事而发，或因事而作，内容各异，蔡邕的《饮马长歌窟行》写道：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首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妻子想念远方丈夫的种种思绪和情感。丈夫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这个满怀离绪的妻子，看到河边的草发青了，青草沿着河堤延伸得很远很远，这更使我想起河坝上那条通向天涯的道路，想起踏着这条道路远去的心上人。昨夜我梦见了他，梦见他在我的身旁，但当梦醒时，残酷的现实告诉我。

　　我们仍天各一方。枯萎的桑树仍然可以感到无风的吹拂，从不结冰的海水仍然可以察觉天气的寒冷。远方归来的人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丈大的消息。恍惚中似乎有人送来一对鲤鱼，里面藏着丈夫的书信，长跪拜读，却使我大失所望，他只告诉我多进饭食，注意健康，并表示对我的深切思念，他仍然归家无期。

　　辛延年的《羽林郎》，描写了官宦的家奴冯子都，倚仗主人的权势，“调笑”一酒家女子的事，惜以讽刺和揭露东汉社会中像冯子都那样的人物。

　　诗中对酒家女子胡姬的身分、穿着及其服饰，竭力加以渲染，以此表明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作者还用铺叙的笔法，描写了冯子都调戏胡姬的拙劣表演。冯子都向胡姬百献殷勤，妄想用吃喝来诱惑她，又企图用送给她贵重的青铜镜、红罗据来打动她的心。然而，胡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毫不动摇，最后取得了一场反抗强暴的胜利。

　　《饮马长城窟行》，刻画出一个反抗强暴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胡姬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她是中国封建社会受压迫被侮辱的妇女反抗黑暗势力的典型。胡姬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妇女传统的高尚美德，同时与那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东汉文人乐府诗，或情思之所感，或忧愁怨怒之所发，袭用了民歌的形式特点，诗歌多为五言体，但内容上缺乏个性，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也不多。

　　魏乐府是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此时期社会动荡，群雄混战，兵连祸结，贼臣误国，一些文人和富于进取的政治家、军事家，以诗言志，反映社会动乱及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鞭挞那些忘怀国家，只是追求自身享乐的人；也有些诗，以男女相恋和离别为题付，表明自己的人生观。

　　曹操是一政治家与军事家，然而他却“雅爱诗章”，“登高必赋”；他又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和行家，往往是“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并且立即把这些新编乐章支给倡优们演唱，常常是“日以达夕”，乐在其中。他的魏乐府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拽。淮南弟称号，刻玺予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井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

　　曹操有部分作品是表现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的，具有浓厚的悲歌慷慨的情调。如《短歌行》就抒发了他对时光易逝而功业未就的深沉感慨，表现他为完成统一事业而思贤若渴的心情，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